第72章 民俗文化大观
玮城市文化局要编写一本《玮城民俗文化大观》，一年之内编写完成，领导很重视。
尚雪峰在《玮城春秋》编辑部任主编的时候，编辑部曾经多次承办文化局的活动，也替局里编写过几本书。所以这次文化局要编写民俗文化大观，领导们首先想到的就是《玮城春秋》编辑部。
杨局长把这个工作安排给汪大艰的时候，汪大艰觉得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，一口答应下来，还说保证会出一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俗文化大观。
汪大艰没有编过书，但他“审过稿”，每一期的《玮城春秋》在印刷之前，都要他最后看一遍才可以定稿。他不会写文章，更不懂学术规范，所以只能挑挑错别字。如果没有错别字，他也得找出几个标点符号来让修改，以彰显他的存在。
找错别字的经历，让汪大艰产生了一种错觉，那就是编写一本书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
一本杂志有十万字左右，假如民俗文化大观要写五十万字，也不过相当于出了五本杂志而已。《玮城春秋》一年还要出六期呢，一本书又有何难？
虽然汪大艰觉得编写民俗文化大观并不难，但他毕竟在机关事业单位里混了几十年，知道领导越是重视的工作，承办的人就越是要强调难度。
领导之所以重视一项工作，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本身很重要，或者领导觉得它很重要；另一方面，则是领导认为这项工作有比较大的难度，如果是没有任何难度的工作，也就没有重视的必要了。
既然局长和其他领导都觉得编写民俗文化大观有难度，一个下属当然也不能说这项工作很简单，就算你有这个想法，也不能让领导们知道。领导们重视的工作，你得比他们更加重视才行。
怎样才能体现重视程度呢？很简单，那就是要钱要人。
汪大艰尽管心中明白，但真向杨局长说的时候，却又不得要领，他从经费的问题开始说起，又说到《玮城春秋》有好几期稿费没发了，又转到梁斌辞职，诉说了一肚子“委屈”，然后又说钱的事……
说了半天，汪大艰又绕回了起点。好在杨局长也不是第一次与汪大艰打交道，还是听明白了他究竟想要说什么。
杨局长告诉汪大艰，编写《玮城民俗文化大观》，文化局会向市里申请专项经费，但这些钱不能拨付给《玮城春秋》编辑部，日常开支实报实销，重大开支由文化局直接拨付。人的事情好解决，局里会立刻从博物馆和图书馆各抽调两个人去帮工。
回到编辑部之后，汪大艰就召集全体人员开会，说了编写《玮城民俗文化大观》的事情。尽管会有四个人前来帮工，但是晏超然、周方平等人还是觉得这个工作难度极大。
他们曾经参与编写过几本书，知道其中有多少难题要破解。首先要确定一个编写框架，之后去搜集素材，然后再编写、修改、校订……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易，需要有多个高水平的作者参与才行。
从图书馆和博物馆借调来的人，是很难指望得上的。晏超然对那两个单位的人太熟悉了，之前博物馆里水平很高的作者就是宋达仁，他辞职以后，一个这样的人才都没有了。至于图书馆，就更别提了，情况还不如博物馆。
算下来，能够承担写作任务的人就只有晏超然、周方平和甄川，孙艳只能做辅助性的工作，臧雪则是美编，同样不擅长写作。三个特约编审，有两个从来没露过面，宋达仁也有自己的工作，不可能参与民俗文化大观的编写。
如果梁斌还在就好了，他的水平是全编辑部里最高的，就是在全玮城市，他也是数一数二的。他既可以设计全书的总体框架，也可以承担几个章节的撰写。然而此时他已经办完了离职手续，与编辑部再无一点关系。
汪大艰问大家有什么建议，都可以提出来。这句话是汪大艰每次开会时必说的，大家提的建议既有用也没用。
别人说的话，如果汪大艰觉得有道理，他就会听。至于听多久，那就很难说了。可能是几天，也可能是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分钟。也有可能他一开始觉得有道理，后来觉得没道理，最后又觉得有道理了。
晏超然向汪大艰说明了编写民俗文化大观的难度，提议编辑部出钱把梁斌请回来帮工，报酬不低于他原来的工资。其他人也觉得晏超然的提议很好。
汪大艰最不想听到的名字就是梁斌，听晏超然提议花钱把梁斌请回来，其他人都表示同意，他觉得这简直就是手下人在合起伙来侮辱他的智商和尊严。梁斌免费回来帮工他都不会要，更何况还要花钱？让梁斌倒贴钱还差不多！
汪大艰闭目沉思一会儿，才说:“梁斌已经辞职不干了，就不是我们编辑部的人了，缺了他，我们就干不成事了吗？他在这里总共干了也就是三个月时间，他没来之前，你们不是照样编过好几本书吗？以前能干，现在就不能干了？”
人们还真不好向汪大艰解释这些问题，因为之前编书的时候，确实没有梁斌，但当时的主编尚雪峰本人就是一个文史专家，虽然很少做研究，但知识储备和经验都足够丰富。汪大艰就不一样了，完全是个外行。
一个专家型领导可以为员工指引正确的方向，带领大家共同完成艰巨的任务。一个外行领导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，如果再不会用人，只会令任务变得更加艰巨。
晏超然不是梁斌，当着汪大艰的面，他说不出心里的话，其他人同样说不出口，因为他们都不想失去现在的工作。
没有人反对，汪大艰就更有底气了，又天南海北不着边际地说了一通，最后说:“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吧？”
人们都不知道该说明白了还是没明白。要说明白了，也只是明白了编写民俗文化大观一事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，但具体怎么做却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但真要说没明白，汪大艰还会云山雾绕大说一通，没准到下班都说不完。
于是，人们都假装明白了。汪大艰说:“既然都明白了，那就开始做吧，从今天从现在就开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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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雪峰在《玮城春秋》编辑部任主编的时候，编辑部曾经多次承办文化局的活动，也替局里编写过几本书。所以这次文化局要编写民俗文化大观，领导们首先想到的就是《玮城春秋》编辑部。
杨局长把这个工作安排给汪大艰的时候，汪大艰觉得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，一口答应下来，还说保证会出一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俗文化大观。
汪大艰没有编过书，但他“审过稿”，每一期的《玮城春秋》在印刷之前，都要他最后看一遍才可以定稿。他不会写文章，更不懂学术规范，所以只能挑挑错别字。如果没有错别字，他也得找出几个标点符号来让修改，以彰显他的存在。
找错别字的经历，让汪大艰产生了一种错觉，那就是编写一本书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
一本杂志有十万字左右，假如民俗文化大观要写五十万字，也不过相当于出了五本杂志而已。《玮城春秋》一年还要出六期呢，一本书又有何难？
虽然汪大艰觉得编写民俗文化大观并不难，但他毕竟在机关事业单位里混了几十年，知道领导越是重视的工作，承办的人就越是要强调难度。
领导之所以重视一项工作，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本身很重要，或者领导觉得它很重要；另一方面，则是领导认为这项工作有比较大的难度，如果是没有任何难度的工作，也就没有重视的必要了。
既然局长和其他领导都觉得编写民俗文化大观有难度，一个下属当然也不能说这项工作很简单，就算你有这个想法，也不能让领导们知道。领导们重视的工作，你得比他们更加重视才行。
怎样才能体现重视程度呢？很简单，那就是要钱要人。
汪大艰尽管心中明白，但真向杨局长说的时候，却又不得要领，他从经费的问题开始说起，又说到《玮城春秋》有好几期稿费没发了，又转到梁斌辞职，诉说了一肚子“委屈”，然后又说钱的事……
说了半天，汪大艰又绕回了起点。好在杨局长也不是第一次与汪大艰打交道，还是听明白了他究竟想要说什么。
杨局长告诉汪大艰，编写《玮城民俗文化大观》，文化局会向市里申请专项经费，但这些钱不能拨付给《玮城春秋》编辑部，日常开支实报实销，重大开支由文化局直接拨付。人的事情好解决，局里会立刻从博物馆和图书馆各抽调两个人去帮工。
回到编辑部之后，汪大艰就召集全体人员开会，说了编写《玮城民俗文化大观》的事情。尽管会有四个人前来帮工，但是晏超然、周方平等人还是觉得这个工作难度极大。
他们曾经参与编写过几本书，知道其中有多少难题要破解。首先要确定一个编写框架，之后去搜集素材，然后再编写、修改、校订……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易，需要有多个高水平的作者参与才行。
从图书馆和博物馆借调来的人，是很难指望得上的。晏超然对那两个单位的人太熟悉了，之前博物馆里水平很高的作者就是宋达仁，他辞职以后，一个这样的人才都没有了。至于图书馆，就更别提了，情况还不如博物馆。
算下来，能够承担写作任务的人就只有晏超然、周方平和甄川，孙艳只能做辅助性的工作，臧雪则是美编，同样不擅长写作。三个特约编审，有两个从来没露过面，宋达仁也有自己的工作，不可能参与民俗文化大观的编写。
如果梁斌还在就好了，他的水平是全编辑部里最高的，就是在全玮城市，他也是数一数二的。他既可以设计全书的总体框架，也可以承担几个章节的撰写。然而此时他已经办完了离职手续，与编辑部再无一点关系。
汪大艰问大家有什么建议，都可以提出来。这句话是汪大艰每次开会时必说的，大家提的建议既有用也没用。
别人说的话，如果汪大艰觉得有道理，他就会听。至于听多久，那就很难说了。可能是几天，也可能是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分钟。也有可能他一开始觉得有道理，后来觉得没道理，最后又觉得有道理了。
晏超然向汪大艰说明了编写民俗文化大观的难度，提议编辑部出钱把梁斌请回来帮工，报酬不低于他原来的工资。其他人也觉得晏超然的提议很好。
汪大艰最不想听到的名字就是梁斌，听晏超然提议花钱把梁斌请回来，其他人都表示同意，他觉得这简直就是手下人在合起伙来侮辱他的智商和尊严。梁斌免费回来帮工他都不会要，更何况还要花钱？让梁斌倒贴钱还差不多！
汪大艰闭目沉思一会儿，才说:“梁斌已经辞职不干了，就不是我们编辑部的人了，缺了他，我们就干不成事了吗？他在这里总共干了也就是三个月时间，他没来之前，你们不是照样编过好几本书吗？以前能干，现在就不能干了？”
人们还真不好向汪大艰解释这些问题，因为之前编书的时候，确实没有梁斌，但当时的主编尚雪峰本人就是一个文史专家，虽然很少做研究，但知识储备和经验都足够丰富。汪大艰就不一样了，完全是个外行。
一个专家型领导可以为员工指引正确的方向，带领大家共同完成艰巨的任务。一个外行领导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，如果再不会用人，只会令任务变得更加艰巨。
晏超然不是梁斌，当着汪大艰的面，他说不出心里的话，其他人同样说不出口，因为他们都不想失去现在的工作。
没有人反对，汪大艰就更有底气了，又天南海北不着边际地说了一通，最后说:“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吧？”
人们都不知道该说明白了还是没明白。要说明白了，也只是明白了编写民俗文化大观一事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，但具体怎么做却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但真要说没明白，汪大艰还会云山雾绕大说一通，没准到下班都说不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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